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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不可替代的湖南
时间:2015-09-02 来源: 作者: 编辑:戴科
 

  

 

  图为湖南抗日战争历史陈列主题展览上的展品。

  省委党史研究室

  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抗日战争期间,湖南作为战略防御阶段大后方重要的战略基地、相持阶段的主要战场之一、反攻阶段正面战场反攻的起点和第一次受降地,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一、红色砥柱中流不可替代

  在中华民族的危难时刻,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的政治主张、坚定意志、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引领着夺取战争胜利的正确方向,成为夺取战争胜利的民族先锋。

  以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左权、贺龙、罗荣桓等为代表的湘籍共产党人,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决策部署下,高扬全民族团结抗战的旗帜,义无反顾地投身抗日战场,卓有成效地领导军民抵抗日军,奏响了一曲曲气壮山河的英雄凯歌,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特别是中共领袖毛泽东,他撰写的《论持久战》,不仅引领了全国抗战的方向,而且他倡导的“游击战”,对日军是一场“不分昼夜、连续不断、永无休止的战争”,是使日军“深陷泥潭里的浴血战争”。日军不得不承认“中共游击战”“其对全盘作战,裨益良多”。

  中国共产党在湖南同样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1938年8月13日,中共湖南省委发表《保卫湖南宣言》,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响应。湖南党组织与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密切配合,在民族危亡之际积极作为,推动建立和发展了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造了湖南“黄金发展期”。长期坚持斗争的湘鄂赣、湘赣、湘粤赣和湘南红军游击队,从民族大义出发,捐弃前嫌,走出丛林,改编为新四军,毅然开赴抗日前线。周恩来、叶剑英亲赴湖南,指导合作抗战,在国军中激起了强烈共鸣。周恩来还赠言南岳僧人“上马杀贼,下马学佛”。徐特立、吕振羽、田汉等共产党人在湖南掀起了文化抗战的浪潮,点燃了保卫大湖南、抵御外侮的怒火。

  1943年11月,新四军江南挺进支队进军湖南,在中共石(首)公(安)华(容)县委的配合下,开辟了桃花山抗日根据地,多次粉碎了日军的疯狂“扫荡”。支队还抓住有利时机,主动出击,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保卫和扩大了根据地。石公华抗日根据地犹如一盏明灯,照亮了湘西北地区,给老百姓带来了抗战必胜的希望和信念。当时华容一位老人挥毫写下了这样一副春联:“新四军拼命抗日,老百姓安心过年。”表达了老百姓的感激之情。1944年10月,中共中央派王震、王首道率八路军359旅南下“二次长征”,建立湘鄂赣边区党委、军区和行政公署,成立湘中地委,将张鹏飞、马扬德两支抗日游击队编成“湘粤赣人民抗日自卫军”。南下支队在湖南艰苦转战半年,征战19个县市,沉重打击了日伪军,鼓舞了湖南人民的抗日斗志,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湖南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和声誉。

  中流砥柱,坚不可摧。中国共产党高擎全民族团结抗战的伟大旗帜,在湖南抗日军民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无论是战略后方的坚强支撑,还是文化抗战的蓬勃兴起;不管是正面战场的激烈搏杀,还是敌后战场的奋力开辟,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毛泽东提出的战略战术深入人心,转化成了全民族团结抗战、抵御外侮的磅礴力量。

  二、勇敢面对暴行不可替代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军对长沙、衡阳等市疯狂攻击,对厂窖等地无辜平民实施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对常德等地发动令人发指的细菌战、化学战,对潇湘大地70%的市县狂轰滥炸,造成260余万老百姓死于非命,90万余栋房屋被毁。日军所到之处,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烧杀掳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其罪恶行径,罄竹难书!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面对日军的法西斯暴行,湖南人民挺身而出,勇敢地与侵略者展开搏斗,以血肉之躯,保家卫国,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御敌篇章。1946年出版的《七七抗战史迹专册》,记载了部分为国牺牲的抗日官兵,还表彰了30余位民间“特殊忠勇”抗日烈士。他们是“日寇何足惧,湘人不可侮”的典型代表。

  1938年11月9日,日军攻陷临湘。丁先英,这个不满10岁的小学生不慎被日军抓住,不仅断然拒绝为日军带路,还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被恼羞成怒的日军“砍成几块”。岳阳县协成乡14岁的小学生金继贤被日军掳去带路,他趁机将日军引入中国军队的埋伏圈。结果,日军被毙80余人,金亦壮烈牺牲。

  1939年9月23日,日军侵入营田镇,到处奸淫掳掠。该镇武穆乡农民易玉涛的妻子在逃避中被敌人开枪打死。易拿把菜刀躲在门后,接连砍死了两个闯入的日军士兵。日兵闻声蜂拥而至,开枪将其杀害,并烧毁了他家的房屋。易的两个儿子藏匿于屋后草丛中,亲眼目睹了整个惨剧的经过。12月14日,田汉赴湘北采访,编写反映第一次长沙会战剧本,详细询问了易的两个儿子,捐资将其父母合葬于故宅屋后,亲自题写“易玉涛勇士夫妇之墓碑”,并赋诗一首予以赞扬,最后两句:“人人易玉涛,中国不会亡。”

  湘籍军人更不是孬种。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第99军295团1营少校营长、桂阳人曹克人率部守卫湘阴,终因寡不敌众,全部壮烈牺牲。曹克人身负重伤被日军所俘,但他宁死不降。残暴成性的日军剥开他的胸膛,把他的四肢用铁钉钉在当地一个祠堂的墙壁上,将他活活折磨而死。后来,湘阴人民在县城郊义山上修建了一座庄严的纪念塔,素称白骨塔,塔前石碑坊上刻着一副对联:丹心悬日月,白骨镇山河。这是对曹克人及其部下的缅怀和悼念。

  1941年12月,日军第三次进犯长沙。中国军队拼命抵抗,与来犯的日军顽强血战,识字岭、陈家山等阵地顿时血肉横飞。日军被迫突围,又遭到中国军队的堵截。敌人为救其“王牌”师团,出动了84架飞机参战,左冲右突,仍不得脱身。经过一场激烈的厮杀,日军所剩无几。面对残暴的日军,沿途百姓早就深恶痛绝,不约而同地加入到追击敌人的队伍,用锄头、扁担、菜刀砍杀日军不下千人。

  三、重要战略后方不可替代

  湖南地处中国中部腹地,人口众多,资源丰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抗战爆发后,湖南一方面加快交通网络建设,同时加强了战略物资的开发保障和兵源输送,成为抗战初期的重要的战略后方基地。

  为支援抗日前线,湖南加速修通了全省的主要公路干线,完成了粤汉、湘黔、湘桂三大铁路在湖南的接轨,抢修的湘桂、湘黔、川湘公路相继通车,相继建成了衡阳、芷江机场。湖南顿时成了连接大西南和抗战前线的交通枢纽。

  湖南是著名的“有色金属之乡”和“非金属矿之乡”,这些矿产资源是中国军事工业和出口换汇急需的战略物资。1938年,国民政府公布《西南西北工业建设计划》,“拟以湖南中部如湘潭、醴陵、衡阳之间,为国防工业之中心区域”。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提出建设湘潭炼铁厂年产30万吨,开发宁乡和茶陵铁矿30万吨,开发水口山铅锌矿年产5000吨的目标。东南沿海内迁大后方的工厂约有三分之一落户湖南。一时间,三湘大地变成了大后方战略物资的集散地、生产地和中转站。各种战略物资源源不断地从这里运往前线,全省及周边各省的兵源从这里开赴战场。

  湖南不仅肩负着战略撤退中转的任务,而且从人力、物力、财力和兵源上积极支援前线,各界爱国人士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献枪,共赴国难”的号召下,形成了支援抗战的热潮。从1937年8月18日至10月26日,湖南人民抗敌后援会便募款68万余元、布鞋4万余双、毛巾13万条、药30余箱、棉背心3000件、布袜1万双。1940年10月20日,长沙市商会电全省各县、镇商会发起捐献“湘商号”飞机参加抗战。至1942年5月底,全省捐机款逾700万元,可购飞机50架,居全国之冠。武汉沦陷后,三湘子弟踊跃参军参战,涌现了妻送郎上前线、母携子赴战场、父子兄弟共疆场的景象。祁阳县39岁的周咏南带子从军,一时传为佳话。八年抗战,只有3000万人的湖南,征募兵员210多万,总人数仅次于四川,平均每15个湖南人中有1人参军,居全国之首。1944年3月5日,在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上,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湖南省主席薛岳说:“湖南省战时对国家贡献居全国之冠,每年除供给军棉7万担、军布300万匹、军粮1000万石外,尚需接济邻省更大更多之需求。”

  四、六大浴血会战不可替代

  湖南“绾毂南北,控制东西”,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战略相持阶段,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与日寇进行了22次大的会战,其中6次发生在湖南境内,三次长沙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湘西会战,其交战之激烈、伤亡之重大、影响之广泛,都是其他省份和战役难以比拟的。

  第一次长沙会战,据守斗篷山和金龙山的胡春华营,与敌人激战3昼夜,除7名重伤员先期撤出外,全部英勇牺牲;据守草鞋岭的史恩华营,抗击日军奈良支队的疯狂进攻,抱着“誓与阵地共存亡”的信念,全部壮烈殉国。第二次长沙会战,第190师副师长赖传湘率部在竹山铺阻击日军,血战阵亡;第57师师长李翰卿在与敌人搏杀时,中弹身亡。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国军队先节节抵抗,尔后在长沙城内与敌人肉搏厮杀,给日军以重大杀伤,残余日寇最终依靠施放毒气和空军掩护才得以逃回据点。当时,恰逢日军偷袭珍珠港,盟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英国《泰晤士报》发表社论:“12月7日以来,同盟国惟一决定性的胜利系华军的长沙大捷。”美国总统罗斯福高兴地说:“盟军的胜利,全赖华军长沙大捷”。

  常德保卫战,被誉为“东方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国军队以一个师的兵力,与来犯的日军浴血奋战16昼夜,歼敌5000余人,而守军8000多官兵仅剩500余人。打响常德保卫战第一枪的柴意新团长,掩护部队突围,率部向敌发起猛攻,被日军扫射中弹倒下,仍高喊着“中国万岁,中国人万岁!”在常德血战中,“阵亡第一将”彭士量系浏阳人,他在会战中身受重伤仍喊杀不止,临终之前,拼力高呼:“大丈夫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死何憾焉!”后被国民政府追授中将。

  衡阳保卫战,是长衡会战的高潮。守城的第十军官兵抗击着数倍于己的日军的轮番攻击,以伤亡15000余人的代价,歼敌2万余人,杀伤近6万余人,坚守孤城47天,创造了抗战期间坚守一个城市时间最长的奇迹。日军中将师团长佐久间为人,中将旅团长志摩源吉,少将联队长和尔基隆、大桥彦四郎,均丧命于衡阳。远在延安的毛泽东,通过《解放日报》社论,称赞“守衡阳的战士们是英勇的”。1946年,衡阳被国民政府命名为全国唯一的“抗战纪念城”。

  据统计,在湖南境内的历次作战中,中国军队官兵阵亡达近30万人,消灭日军20多万人,其惨烈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与此同时,在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湖南人民也舍生忘死,参与到大会战中,组织了近百余万人的侦察队、交通队、救护队、宣传队和慰劳队,侦察敌情,担任向导,构筑工事;数百支游击队和近6000人的自卫队,活跃在湘北、湘中、湘南,它们积小胜为大胜,有力地牵制了日军的兵力,对协助六次大会战作出了重要贡献,涌现了涂正坤、陈宗尧等一批著名的抗日英烈。

  五、协同盟军作战不可替代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率先倡议建立反法西斯同盟,得到美、英、苏等26个国家的响应,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从此,中国军队与盟军相互配合、并肩作战,共同对抗法西斯的侵略。湖南抗战更是先人后己,不仅直接参与盟军作战,而且为盟军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坚强保障。

  日军“北进”行动一直是德日法西斯协同配合、打败苏联的重要计划。为此,日军曾两次试探虚实,令苏联忧心忡忡。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国一再要求日本北进、夹击苏联。日本内部也有人力主对苏开战。在苏军面临两面夹击危险之际,中国军队拖住了此时日军51个师团中的35个师团,与第九战区对峙的日军第11军4个主力师团及26个炮兵大队更是深陷湖南战场,动弹不得,令日本大本营被迫放弃“北进”,帮助苏军解除了后顾之忧。湖南人还直接参与苏军对德作战。在苏联卫国战争的艰难岁月里,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作为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坦克连指导员,转战千里,直捣柏林;益阳人唐铎,驾机与德国法西斯鏖战100余次,屡建奇功,被誉为苏联卫国战争中的“中国雄鹰”。

  占领缅甸、攻向印度,是日军作战的重要目标,也是其实现与德军战略配合的重要步骤。1942年,为了援助英军,中国军队在抗战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从湖南战场抽调主力组成远征军。4月17日,缅甸战场7000余英军、500名美英传教士和记者被日军围困在仁安羌。远征军新38师113团奉命驰援。该团从团长到士兵几乎全部是湖南人。19日拂晓,仅有800人的113团向3000多日军发起猛攻。据《新华日报》报道:“经二日之血战,卒将仁安羌克复,并救出被多数日军困围之英军,此役日军死伤五百余,我军仅死伤百余。”战斗中,担任主攻的团副兼3营营长张琦(祁阳人)壮烈牺牲。仁安羌大捷,一时轰动世界。后来,中国远征军分为驻印军、远征军,其中驻印军副总指挥、第11集团军总司令、第20集团军总司令等均为湖南人,湘籍军长、师长更是达数十人之多。从1943年10月到1945年3月,为了配合盟军反攻,中国远征军先后发起缅北、滇西战役,共歼灭日军6万余人,极大地减轻了盟军的作战压力。

  湖南军民不但与盟军协同作战,而且对盟军作战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支撑。为了满足盟军的需要,湖南发动大量民工,以原始土工作业,修建了衡阳、零陵、宝庆、芷江等空军基地,投入大批部队保护野战机场,保障盟军空中力量对日本实施战略轰炸和对日军作战。其中,大名鼎鼎的“飞虎队”就驻扎在芷江机场。1942年,国民政府在芷江建成了盟军在远东的第二大军用机场,成为当时中国大陆唯一能起落飞机轰炸日本本土的机场。1944年10月6日,罗伯特·霍勒·厄普邱奇驾机在酃县(今炎陵县)与日机空战时不幸遭重创,在跳伞后于桂东县境内英勇献身。当地百姓厚葬了这位来自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的“飞虎”英雄。湖南还为盟国提供了大量战时急需的钨、锡、桐油等战略物资,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提供了坚固的战略支持。

  六、最先见证胜利不可替代

  1945年 8月15日,日本播放天皇裕仁亲自宣读的“终战诏书”录音,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至此,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最终以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八年烽火起卢沟,受降一日落芷江。素有“全楚咽喉,滇黔门户”之称的芷江,一下子成了举世瞩目的焦点。最初,中国战区受降地并非芷江,而是选在江西玉山。对此,国民政府高层许多人提出异议。8月17日晚,蒋介石在重庆官邸与驻华美军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和国民党要员就受降地点进行商谈。魏德迈也建议选择芷江作为受降地点,陈述了两条理由,得到蒋介石的首肯。据1945年《时代精神》四五六期合刊集锦的《芷江受降记》一文记载:一、芷江为敌丧师折众进攻未逞之重镇,今春湘西会战,为我转胜起点,中国八载抗战卒告胜利;二、芷江为新生武力核心之一,广大机场银鹰相接,极为壮观。城郊新车奔驰,新装备之战士荷枪站立,一片朝气,人见此,必凛于中国势力,有所戒惧。这一说法,多年后在日本乞降使节今井武夫的回忆录中得到印证:“芷江机场飞机不下数百架之多,它们每天冒着季节性的浓雾、日夜不停地起飞降落,与日本空军简陋的现状相比较,不得不惊叹敌方空军实力之雄厚。”

  8月21日上午11时15分钟,日军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一行乘机抵达芷江,绕机场低飞以示敬意,然后徐徐降落。今井武夫等人被验明身份之后,先被引至临时搭建的帐篷内休息。稍后,他们坐上两辆插着白旗的美式吉普,前往住所。15时,代表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前来主持受降仪式的陆军总部参谋长萧毅肃中将已在受降会场就座,他的右方是副参谋长冷欣中将,左方为中国战区美军参谋长柏德诺准将和翻译官。对面是日本投降代表席,中间是今井武夫,右边是桥岛芳雄中佐,左边是前川国雄少佐,右侧是翻译木村辰男。两旁是嘉宾和新闻界的席位,一边入座的是中国正面战场各战区长官,另一边则早已挤满了等候多时的中外记者。15时20分,今井武夫等来到会场外,立即自动停步,等候命令。直到萧毅肃示意允许,他们才进入会场,然后脱帽、立正、鞠躬后在指定的位子上坐下。

  16时,“中国战区日本投降典礼”在芷江七里桥飞虎队营地举行。萧毅肃首先介绍自己与其他中美代表,然后查询今井武夫等人的身份,要求今井武夫出示投降的授权证明。今井武夫略为犹豫,随即出示了冈村宁次派他前来乞降的命令副本,桥岛芳雄连忙将此件呈到萧毅肃的面前。验明身份后,萧毅肃要求今井武夫缴出中国战区以及越南、台湾日军兵力配置图和第一线战斗序列的详细表册。桥岛芳雄打开黄色皮包,将一张涂有颜色的详图在萧毅肃的案前展开。萧毅肃取出何应钦要求今井武夫转交冈村宁次的中字第一号备忘录,由工作人员以中、日、英三种语言高声朗读。宣读完毕后,中方翻译将准备好的收据和毛笔墨盒送到今井武夫的桌上。今井武夫头上直冒冷汗,身旁的副官桥岛芳雄、前川国雄也是双唇紧闭,如坐针毡。今井武夫低头看了备忘录几眼,拿起毛笔在收据上写上“今井武夫”,再盖上一枚椭圆形的朱红印章。收据由中方翻译收回。今井武夫欲对一些问题说明,遭到萧毅肃婉拒。萧毅肃说:“关于日军投降应执行之事,除了备忘录所列各项外,有关技术上的细节,另行谈话。我们为贵官安全起见,以后谈话即在贵官住所举行,前来洽谈的为中国陆军总司令所指定的中美军事人员,除此之外,不得与他人洽谈。凡有询问,希望贵官据实答复,现在请退出。”于是,桥岛芳雄将桌上文件谨慎地收进皮包,今井武夫率随员起身鞠躬离座。受降仪式历时1小时。

  芷江受降,一举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洗刷了中华民族的百年耻辱,也使湖南有幸成为了近百年以来第一次由侵略者向中国人民乞降的地方。

  (执笔:张志初、桂新秋、罗付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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